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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棱摩崖石刻造像 荒草农田中的佛影

热度0票  浏览6次 时间:2012年1月22日 12:14

丹棱摩崖石刻造像  荒草农田中的佛影

 

陈思卓

丹棱县城距成都市区近在咫尺,仅仅90公里,但其著名的摩崖石刻造像却鲜为人知。境内丹棱河、安溪河流域分布着刘嘴、郑山、龙鹄山、穿洞子、佛堂子、佛耳岩、冷箐沟、鸡公山、古佛洞等诸多石窟群,上万尊摩崖造像均为中晚唐时代的作品,在不到4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摩崖石刻造像多达30余处,现存477龛,12000余尊,石刻铭文题记多处,13000余字。据嘉庆二十年(1815)刻本《四川通志》记载,丹棱摩崖造像最早的是龙鹄山的石窟,始于唐开元二年,即公元715年。丹棱摩崖石刻造像主要以唐天宝九年(750)前后至大中二年(848)间为最多,是唐代中晚期石刻造像艺术的代表作品。

丹棱古称齐乐郡,因城北红色有棱、状若飞旗的赤岩山而得名。建于北宋时期的“大雅堂”,曾藏有黄庭坚手书的杜甫诗碑30余方,被誉为“诗书双绝的人文遗韵”,成语“不登大雅之堂”即典出于此,是为“大雅堂故里”。这座以四川首个省级园林县城闻名的川西南文化名城,山间崖上那一尊尊造像,一座座石碑,经历了千余年的风雨侵蚀仍保存至今,令人浮想联翩。

  丹棱的唐代摩崖造像,多数属于民间造像,内容以佛教造像为主,还有相当数量的道教造像、儒家历史人物和供养人造像。佛、道、儒三教造像俱全,是丹棱摩崖石刻造像的主要特点。其中,佛教造像最多,占78%,道教造像占15%,其余7%为儒家历史人物和供养人造像。三教造像中,有单一教派的,也有两教合一的,还有佛、道合龛造像,这种现象在国内石刻造像中不多见。在佛教造像题材中,大多数是表现“西方三圣”、“地狱变相”、“观音经变”、“天龙八部”、“释迦牟尼佛”、“阿弥陀佛”、“千手千眼大慈大悲观音”、“单体观音”、“双观音”、“西方净土变”、“说法图”等等。从艺术风格上看,与北方同类艺术品相比,造型上表现出明显的秀丽、细致、婉转之风。

  丹棱摩崖造像最集中的地方要数郑山千佛寺、刘嘴万佛寺和龙鹄山龙鹄观旁。郑山、刘嘴摩崖造像群位于双桥镇黄金村西8公里处,已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走进郑山、刘嘴,但见身着袈裟的唐代佛像横成排,竖成行,纵横交错,整齐有致,接受着现代人的顶礼膜拜。这里的摩崖造像,开凿在形状各异的16座大石包上,现存摩崖造像173龛,5390余尊。龛的形制基本上是方形或长方形平顶敞口龛。最大龛为刘嘴6号释迦牟尼佛龛,长1.43米,高2.10米,深0.76米,龛中佛像犹如真人。最小龛为郑山49号三世佛龛,长0.16米,高0.22米,深0.02米,像高不盈尺,一手即可把握。有一千手观音龛,龛内造123尊像,正中雕主像千手观音,实际雕出16双手,身后浮雕1007只佛手掌作环形排列,层层相叠,气势雄伟,细读细品,回味无穷。

  龙鹄山摩崖造像位于丹棱镇龙鹄村九组龙鹄山半山腰。是唐代开元年间著名丹棱女道士成无为主持惨淡经营40余年形成的。现存造像89龛,780余尊,是川中罕见的道教摩崖石刻造像群。也已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第23号龛内正中刻主像天尊,趺坐在束腰马蹄形莲台上,上身内着短衫,复着交领袍服,外罩黄帔,项后有莲瓣形头光,双手于腹前施定印。主像头部两侧各刻有四尊像,均着交领袍服,手上各执法器。主像左右各有一胁待,龛门口各有二力士,虽威武而不显生硬,比例匀称,状如真人。

  鸡公山的摩崖造像在全国颇有名气。唐武宗李炎(在位时期841——846年)敕令灭佛前夕,由丹棱人宋添、施泰主持雕刻的西方阿弥陀佛极乐园土龛和尊胜陀罗尼经幢,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。极乐国土龛高3.15米,宽3.10米,深2.37米。龛中刻西方三圣,左右为浮雕十六观图,文殊和普贤菩萨及石经幢。周围还有宫殿楼阁、莲华宝树、铃铎幢幡、浮雕桥廊、亭台水池、莲花香洁、宝网灵禽、花雨天乐、诸天童子、化生菩萨及西天圣众,大小人物223躯,展现了完整的西方极乐世界图。

尊胜陀罗尼经幢位于石筝沟一面数十米高的陡岩上,呈干塔状八棱锥形,共7层,通高3.90米,宽2.10米,立于四大天将神座上,除一面与岩壁相连外,其余每面都刻满楷书和篆书的尊胜陀罗尼经经文,共700余字,字迹清晰,全文记述建造尊胜陀罗尼经幢的史实,保存完整。1985年,一位年方35岁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青年研究员胡文和徒步20多公里来到这里,发现村里的石刻大多开凿于唐代,距今已有千年之久。在一尊“七佛龛”中,胡文和还找到一则题记——“唐祎扈从僖宗入蜀经此镌龛”。七佛龛长、高约半米,进深不足0.3米,雕有佛祖释迦牟尼及六佛,规模并不算大。胡文和考察后曾撰文介绍鸡公山尊胜陀罗经幢,被誉为稀有的摩崖石刻艺术精品。

  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”比起那些名山大川,丹棱的山没有多少名气,故知之者亦不多,但这里的一个个石刻题记碑,一尊尊摩崖造像,千古流芳,实为宝贵的文化遗产。

  时光如水,风雨侵蚀,加之一千二百多年兵戈扰攘,战火纷飞,已经有许多造像之记述无法完全辨认了,但好在郑山、刘嘴、龙鹄山、鸡公山还留下了一些基本完整的石刻造像题记碑,清楚地说明了摩崖造像的来历。观其文字,受益其中,如闻古人之声。

  刘嘴第8号龛释迦牟尼与部众像龛旁题记为。“……比丘僧……宝圣文神武皇帝□□□□□郡县官僚乡城□监录、首望、典正并七世兄亡□造,永充供养,太岁癸已造,天宝十二载(753年)六月廿二日题”。郑山第51号释迦牟尼像龛下方题记为:“释迦佛一龛并八部众,七社师主文殊、罗法□院主央龙戴、上座王智尧、录事雍丞训、平正宋国惠,已此众人等奉为圣文神武皇帝陛下及□□官僚乡城□一等及法界苍生造供养□,已此□史抱兴扬六□……天宝十三载岁次甲午(754年)三月十日……题。”这两则半文半白的题记,可能有些费解,但其中主旨不难理解——两处造像均为盛唐时期的产物,而两则题记都提到“圣文神武皇帝”,即唐玄宗李隆基。“圣文神武”为唐玄宗尊号,说明造像的原因与感谢皇恩、祈祷国运有关。造像者内心藏有一腔情怀,对佛教文化崇敬有加。

  2011年夏日的一个清晨,邓惠双老婆婆推开木门,挪着小脚,走上了屋后的青石板路。山上几天前下了场雨,有点凉意,路边的指甲花开出一丛丛粉红色的花朵,再往前有几个大石包,上面的菩萨邓婆婆是再熟悉不过了。

黄金村八组坐落在丹棱县城以西的一个小丘陵上,小地名叫郑山,村里有几块硕大的石包,上面雕刻着一龛龛不知年代的佛像。村里的佛像实在太多了,只需眼睛一瞥,就能在村口、屋后、水田边、古道旁看到它们,逢上下雨天,村里的鸡、鸭、鹅也一群群到大石包下躲雨。邓婆婆还记得,60年前她从邻村嫁到这里的时候,那些菩萨的眼睛、鼻子还清清楚楚,不知何时起就模糊了,她也从当年娇羞美丽的新娘变成了一个年过耄耋的老太婆。

沟通黄金村与外界交通的是一条宽度不足2米的水泥路,前几年才修通,半山腰有座采石场,一辆辆卡车满载红砂石下山,两车对面相遇,就得倒退1——2公里才能会车。而在此之前,这里的交通条件更差,不过是一条常年灰尘弥漫的土埂路而已。平常,黄金村没有什么来客,石窟佛像也就鲜为人知了。

唐末广明元年(880)的一天清晨,僖宗李儇带着皇子、嫔妃以及数百个近侍,悄悄从含光殿金光门出城,直奔四川而去,就连满朝文武都被蒙在鼓里。当天傍晚,黄巢的乱军就如洪水一般涌入长安。翻阅唐代史料,我们已找不到任何关于前面“七佛龛”题记中那位近侍“唐祎”的记载。从题记“扈从”二字推测,他应该是唐僖宗数百名近侍中的一员,一直辗转于蜀地,僖宗三年后离蜀,唐祎或许也在此时返回长安,七佛龛就成了他到过蜀地的唯一见证。

就在工匠开凿七佛龛之时,郑山大石包上已经佛像云集了。第51龛为释迦牟尼佛及八部众造像,龛中有则斑驳的题记,隐约还能看到“众人等奉为圣文神武皇帝陛下”“天宝十三载岁次甲午三月十日”字样。天宝是唐玄宗李隆基年号,天宝十三年(754),当地人开龛祈求大唐国运昌盛。无奈诸形无常,好景不长,一年后,这位“圣文神武皇帝”就在安史之乱中仓皇奔蜀了。

唐玄宗、僖宗两次入蜀,中原大批石匠、画师亦随之南迁,唐朝王室、官吏历来有开龛祈福的传统,远离故土、金戈铁马的生活令他们饱受颠沛流离之苦,于是募来工匠,在蜀地岩壁上开凿出一龛龛精妙的石窟,希望这些佛像能保佑他们早日回到故土,石窟造像由此在蜀中流传开来。事实上,经过“安史之乱”和“黄巢之乱”,中原大规模造像早已停止,石窟却如雨后春笋般在四川兴起,一时间,蜀地俨然佛国。

郑山现存石窟68龛,700余尊,造像以观音、西方净土变、一佛二弟子二菩萨、千佛、三世佛为主,尤以观音数目为最多。佛、菩萨像头颅早已荡然无存,仅残存一尊尊躯体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浩劫中,几十个红卫兵一夜之间就凿去了数百尊佛、菩萨像的头颅;第二天,郑山人起床一看,满地都是破碎的佛、菩萨脑袋。

郑山石窟一般不大,长0.5——0.8米,高0.5——1米左右,最小的三世佛龛仅一个成年人巴掌大小,深不足0.02米,造像也是寥寥几笔,极为简陋。向导万玉忠老师曾任丹棱县政协秘书长,自1984年起就在境内四处走动探访石刻,对石窟造像了如指掌。根据他的考察,郑山小型龛一般位于大石包的最下方或一些不起眼的角落,大概是唐时普通乡民捐资开凿的,生活的拮据使得他们拿不出更多的余钱,于是几家人凑份子,在岩壁角落开凿出一龛龛简陋的佛像。

双观音窟是郑山当之无愧的精品,龛中有两尊高约160厘米的观音,正好比得上一位普通女子的身高。我们知道,唐代以丰腴为美,广元皇泽寺大佛窟中的观音还有着粗壮的身躯与硕大的璎珞呢,而郑山的观音,体态修长,腰部极为纤细,恰如一位天真烂漫的蜀地少女,繁复的璎珞恰如其分地与身体融为一体,全无雕凿痕迹。

十多年前,双观音窟下部岩层整体垮塌,十余龛造像逐渐为泥土掩盖。后来,村里有户人家用石板在石窟下搭了座房子,堂屋、卧室、厨房,正好三间,与观音做起了邻居。或许只有在丹棱,你才看得到这样的场景——枯藤垂下大石包,下面是两尊唐代的观音,再往下是一扇窗户,窗前,一个中年女子正向外眺望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文物工作者在郑山发现一座明代寺庙遗址,并发掘出一块《重修千佛寺院碑记》残碑。碑文记载,唐代有个叫赵智凤的,幼年入千佛寺为僧,唐大中十三年(859)在丹棱设立密宗道场,并开凿千佛寺、万佛寺石窟造像万余尊。

中国历史上确实有位赵智凤,不过他是南宋人,生于高宗绍兴二十九年(1159),圆寂于理宗赵昀淳祐九年(1249),是闻名中外的大足石刻的总设计者和实施者,也是中国晚期石刻艺术的集大成者。他圆寂后三十年,南宋政权也就灰飞烟灭了。据此推断,似乎在明代,郑山石刻的年代便已是一笔糊涂账了。万玉忠告诉笔者,碑文提到的万佛寺,就在对面的山头上,小地名叫刘嘴,造像比郑山还多,刘嘴不通公路,得从郑山循古磴道而上。在大山里行走,往往是一眼看见对面的山头,中间却隔着一条深沟,下沟后再上山,就得耽误大半天。傍晚,郑山的人家冒出了缕缕炊烟,佛像渐渐隐藏在夜色中,对面的刘嘴,掩映在一片葱郁的树林里。

第二天,笔者和万玉忠再次来到郑山,沿着一条青石板路下到沟底,路慢慢变得艰难起来。古磴道几十年前就荒废了,如今只有当地山民才会偶尔走过,石板早就磨得滚圆,附着一层厚厚的苔藓。万玉忠说,脚下的古道,一头连着成都,一头连着雅安,过去从成都府南河顺岷江而下至眉山,尔后转陆路,经眉州古城、东馆、广济入丹棱县城,再经白塔、唐庙子、龙鹄溪翻龙鹄山,过官厅埂、骡子坡、白岩场至雅安。古道在雅安分开,一条是南方丝绸之路,另一条则是茶马古道。

汉代开通的南方丝绸之路,一直是中国沟通西南夷,乃至外域的安南(今越南)、掸国(今缅甸)、身毒(音yandu,古印度的音译)的重要通道,秦始皇开五尺道,汉武帝攻西南夷,无不是为了保证古道的畅通。到了唐代,古道车水马龙,商贾云集,南来北往的商人们不仅带来了八方货物,也虔诚地在古道旁留下了一尊尊佛像。昔日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镇,诸如邛崃、大邑、蒲江、夹江、芦山、洪雅、乐山都保存着为数众多的石窟。就丹棱县而言,境内丹棱河、安溪河流域分布着郑山、刘嘴、穿洞子、佛堂子、佛耳岩、龙鹄山、冷箐沟等石窟群,造像数目有1.2万尊之巨。民国年间,南方丝绸之路渐趋衰落,古道日渐废弃,昔日通衢大道旁的佛像,一下子门庭冷落,在深山中一藏就是大半个世纪。

眼前的刘嘴,也从当年车水马龙的驿站,变成一个充满田园气息的佛国——山上满是柑橘树,空气中弥漫着柑橘的果香,几块大石包掩映其中,84龛、2300余尊佛像犹如捉迷藏般地隐藏在这片果林中。柑橘、李子垂在石窟前,南瓜藤爬到了佛像身上。养蜂人在石窟里放了一个个蜂箱,不知道“嗡嗡”的蜂鸣是否会干扰佛国的安宁。

与郑山一样,刘嘴造像大多头部不存,风化剥落尤为严重。第6龛释迦牟尼佛是规模最大的一龛,状如真人大小,双目炯炯有神,神态肃穆庄严,工匠仅用寥寥数根曲线便勾勒出身形,使一尊气度不凡的大佛跃然石壁之上,是刘嘴石刻为数不多的精品。数年前,释迦牟尼佛所在石包下部整体垮塌,导致一旁的释迦说法、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数龛石窟齐刷刷地断裂,佛像腿部以下几乎完全消失,没入泥土,只有岩壁上曼妙的身姿与流畅的衣饰,以及力士粗壮的肌肉,令后人去追忆它们曾经栩栩如生的时光。

笔者爬上石包,在释迦说法龛找到一则残缺的唐人题记:“……圣文神武皇帝……太岁癸巳造,天宝十二载六月廿二日题”。比郑山第51号释迦说法龛只早了一年,两座石窟的题材、布局、规模极为相似,极有可能是出于同一工匠之手。而郑山常见的千佛、西方净土变、观音、一佛二菩萨二弟子、释迦说法图,在刘嘴都能找到,可见两处造像颇有相似之处。

许多石窟空空荡荡,工匠只初凿出龛形,却没有一尊造像。同样的情况也在郑山反复出现,双观音窟旁的岩壁就已磨平,本是郑山规模最大的一龛。一种说法认为,郑山、刘嘴大石包岩层有裂缝,不宜开凿佛像,无奈之下,工匠只得放弃;也有学者猜测揣度,捐资开凿石窟的是当地商贾、农民,一次偶然的变故使他们无力维持生活,捐资只得中断。无论如何,唐人的造像计划,似乎远比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更为恢弘。

绕过大石包,山坡豁然开朗,一片生姜地里散布着几个小石包,杂草、青苔在上面肆意疯长,原本赭红色的石包已变成翠绿色。小石包体积都不大,大点的两三米见方,中部凿有一排造像;最小的石包还不足一米见方,只能容纳一龛造像。笔者突发奇想,这些佛像会不会是唐时的农民请石匠开凿的?这样他和他的子孙后代们,就能永远在佛祖的慈光护佑下劳作了。

 村民龚国全正在地里侍弄着他的生姜,他是刘嘴唯一的住户。我问起地里的石刻,他摇摇头说:“自打我出生起,这些石包就在这里了,我父亲是赤脚医生,是村里最有学问的人,他都没说起过这些菩萨的年代。”自打儿时起,父亲在地里劳作,龚国全就跟小伙伴们在这些石包中玩耍、捉迷藏;二十年后,他在这里迎娶了他的新娘,他也取代了父亲,成为家里的壮劳力;如今,他4岁的女儿又在大石包间嬉戏了。千百年来,黄金村的村民就这样上演着生与死的轮回,石包却一直屹立在原地,只是佛像的脸庞已越来越模糊。

笔者曾不止一次去过著名的敦煌、龙门、云冈石窟,也考察过四川境内的广元、巴中、邛崃、大足等石窟,而眼前这一龛龛朴素的石窟却让我觉得别具一格。中国的早期石窟,往往不乏皇家血统,规模庞大,密如蜂巢,高高在上,接受着人间的膜拜,人们必须仰起头才能瞻仰;而眼前的刘嘴石窟,你得俯身低头,拨开草丛才能找到。它们不大,长、高不足0.2米;它们也不美,荣华逝去,连身形都辨别不清;它们默默无名,甚至没有编号。不过,它们却代表着一部民间的、草根的石窟史——脱离了中原的皇家血统,中国的石窟艺术并未衰落,而是以其巨大的影响力与生命力向南流传,走下岩壁,走进了村口、农田,乃至融入百姓生活之中。佛教石刻艺术从中原走到丹棱,已彻底完成了民间化的进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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