寺院简历
一
文殊院，位于成都市区中心地带，占地九十余亩。北背靠西马道街，南面文殊院街，西临人民中路，东止于文殊院巷及福善巷。系一九八三年国务院确定的全国汉语系佛教重点寺院之一，中国长江流域四大禅林之首（昔谓“上有文殊宝光，下有金山高旻”），清代以来，对成都乃至四川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。现为四川省佛教协会、成都市佛教协会所在地。
二
关于文殊院的创建情况，有持妙圆塔院说者，有持信相寺说者，有持信相院说者。历代众说纷纷，莫衷一时。
从现有文献资料及实际情况考虑，妙圆塔院之说，难以成立。嘉庆年间所修《四川通志》卷三十八载：“文殊院在县西北，即妙圆塔院。”从这段文字来看，文殊院即是古代之妙圆塔院无疑。但在该志一百六十七卷中，有关于行勤禅师的条目，引用《茅亭客话》称：“蜀大东门外，有妙圆塔院…….”，这段文字应该是记载妙圆塔院最原始的资料，明确指出，古之妙圆塔院，是在大东门外，与该志所说“文殊院在县西北”的地址完全不相符。因此，认为文殊院就是古代之妙圆塔院之说，似乎难以成立。
三
而持文殊院的前身为蜀王杨秀之妃为供养信相比丘尼而造之说，亦有欠妥之处。持此说者，其征引资料为道宣律师（596—667），所撰之《续高僧传-惠宽传》所附信相尼之事迹。据《隋书-列传》中“庶人杨秀”载：杨秀被封并镇守蜀的时间应在隋开皇十二年（592）之前，而惠宽确出生于隋开皇三年（583），蜀王杨秀在蜀时，惠宽才不足十岁，惠宽出家的可能性并不大。据载，信相尼与惠宽是同时出家的，也就是说，蜀王杨秀在蜀时，信相尼可能还没有出家，更不用说蜀王杨秀之妃为其建寺供养了。再者，道宣律师也明确记载，蜀王杨秀之妃为供养比丘尼信相，所建精舍的寺额“犹号圣尼寺”，与“信相寺”之说，也不太相符。因此，认为文殊院是蜀王杨秀之妃为供养信相尼所建，也有无法确认之虑。
四
据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编修的《成都县志》卷二载：“唐高骈筑罗城碑记在城北信相院。”该志卷二《金石篇》还记载：“高骈筑罗城记，唐中和四年，翰林王徽作，在城中信相院。按：信相院，更名今文殊院”。从以上记载文字来看，文殊院的前身，在唐代已名信相院，并且在成都地区，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影响，不然高骈就不会将筑罗城记的碑石立于信相院了。
从以上情况来看，文殊院创建之始名信相院的说法，大概比较接近实际情况。众所周知，文殊院的鼎盛期是从清初开始的，并且，文殊院寺额的确定，大概是承袭信相院而来的。如果文殊院在清以前名信相寺的话，到清初重建时，应根据习惯思维，沿袭信相寺而称为文殊寺，但却采用了文殊院这一称谓，说明在清以前的明代，应该名信相院比较符合事实。不仅如此，据《慈笃禅师语录》所载，文殊院最初还是信相与文殊院联称的，到康熙五十九年（1720）之后，才独立称为“文殊院”的，这就更能说明， 在清以前的明代，文殊院是名信相院的。另据记载，在宋时，也名信相院，曾有信相宗显禅师及信相戒修禅师驻锡于此。从宋祁〈〈题信相院默庵诗〉〉及冯时行〈〈信相院水亭〉〉等流传于世的诗篇，也可以说明文殊院在宋代确实是名信相院的。以此追溯到唐代“罗城碑立信相院”的记载，文殊院从唐代时名信相院，宋、元、明一直延续这一名称，清初时改称为“文殊院”，就显得历史顺序有所依据。
综合以上情况，将文殊院的创建定于最迟不晚于唐中期的隋唐之际，初名信相院，大概比较符合史实。
五
北宋时，有信相宗显正觉禅师，秉临济黄龙派宗风，驻锡于此，弘禅阐教。宗显禅师，潼川（治今三台县）王氏子，曾中进士，于乡里颇有声望。“尝画掬溪水成戏”，后“悟尘境自空”之旨，投昭觉纯白禅师得度。宗显禅师受具足戒后，依纯白禅师修道，并“随众咨参”，后蒙纯白禅师印可，立为法嗣。《指月录》、《续传灯录》、《明高僧传》、《锦江传灯录》、《巴蜀禅灯录》有传略及语要。其嗣法弟子金绳文禅师，亦驻锡于成都，善说禅要，《续传灯录》、《锦江传灯录》、 《巴蜀禅灯录》皆载有其语要。
至南宋时，有信相戒修禅师，秉临济杨歧宗风，住持信相院，嗣法隆兴府（治今南昌市）黄龙牧庵法忠禅师，弘法接众，施以禅道。《续传灯录》、《锦江传灯录》、《巴蜀禅灯录》皆载有其上堂示众法语一则。
在宋时，从现行有宋祁《题信相院默庵》及冯时行《信相院水亭》等诗稿传世的情形来看，宋代时期的信相院，应该是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影响的。
明末时，农民起义四起，起义将领张献忠举兵抗礼朝廷，巴蜀大地战事迭起，众多文化古迹，尽毁于战火，寺院梵刹，亦未幸免，文殊院前身之信相院，亦在其列，夷为废墟，仅存古衫二株。
至清初时，有慈笃海月禅师（1659—1720），先投信相井觑老和尚门下披度出家，后依昭觉寺丈雪通醉禅师（1610—1693）座下受具，嗣法华岩寺圣可禅师（1628—1720），初住锦城报国寺。
约康熙二十年（1681）顷，慈笃禅师负籍信相院荒址，发愿修复其剃度师信相井觑老和尚卓锡之道场。因信相院在战火中已成荒墟，乃栖身于二株古衫之间，秉持禅修，结茅而居。历数载后，盖由修持卓异，定入火光，众叹神异，谓为“文殊菩萨”现世，时人仰慕慈笃禅师密行，遂感官府、士大夫等鼎立支持，着手信相院复兴大计。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），信相院复兴已初具规模，受抚参尔吉图、太守张祥裔、陈文学及僧官通慈礼请，正式驻锡信相院，全力肩负起复兴重任，并改信相院为信相文殊院。开堂接众，施以禅道。自康熙三十三年至康熙四十八年之间，相继在原信相院废墟上，披荆斩棘，相继建成大雄宝殿、三大士殿、法堂、藏经楼、三门、钟鼓楼、两厢斋寮等，殿堂设施，莫不完备，妙像庄严，咸臻精妙，见者起敬，至者肃然，爰易新额，顿还旧观。四方禅僧，归投座下，机锋对答，扣问法要，禅风大振，盛极一时。
盖因慈笃禅师德行高洁，望重十方，声名远播，达于京城。康熙帝闻此，乃三次书诏，慈笃禅师皆婉力回谢。至康熙四十一年（1702），康熙帝亲书“空林”横幅、“哭海月诗”中堂、御书《药师经》、《金刚经》等，派专使赐送文殊院慈笃禅师，并御赐慈笃禅师开坛传戒、度僧说法。由兹可以窥见慈笃禅师于当时之世影响之一斑。由于康熙帝的赐封，对文殊院在清代中兴以来，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，以至雍正乙卯年（1735），果亲王受雍正帝派遣，赴康藏送达赖喇嘛回藏，途经成都，果亲王在成都期间，除瞻礼名胜古迹外，曾亲临文殊院礼佛，并题写墨宝三件赠留文殊院。果亲王此举，为文殊院后来的发展，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。前有康熙帝的钦赐，更有果亲王的亲临，地方宰官、士大夫也鼎力护持，铸就了文殊院在清初中兴以来，道风日远，宗风远播的鼎盛局面。
慈笃海月禅师先后四次，住持文殊院法席近三十年。慈笃禅师在卓锡文殊院的过程中，除昼夜勤劳，创建招提外，还随缘化众，接引群迷，说法上堂，拈提颂古，示众普说，勘验机缘，座下盈众，法筵广开。嗣法门人20余人，并有二十卷《慈笃和尚语录》一部行世。
文殊院自慈笃禅师于康熙年间中兴以来，至嘉庆十八年（1813），本圆禅师继任法席，于文殊院改建事宜，多有建树。本圆禅师住持法席近二十年，励精图治，丕振宗风。任内完成两大壮举，铸就文殊院百年伟业。一是对原有建筑除说法堂外，全部推倒改建，并亲赴淮口开山凿石，对各主要殿堂加树大石柱计八十二根，以固基石，先后对祖堂、禅堂、三门、三大士殿、大殿、两厢斋堂、厨房进行改建，并整理竹树、垣墙，置西北僧田、佃房。二是对中轴线上主要殿堂佛像重塑金身，并亲赴云南采铜，回院开炉铸像，计十五尊圣像，制造精巧，为诸寺之冠，全在本圆禅师任内募铸。文殊院今日古建筑群的恢弘典雅，全在本圆禅师苦心经营之功德。文殊院现在主要殿堂造像绝伦精美，皆系本圆禅师精心筹划之德。
文殊院现存主要建筑，先后于上世纪五十年代、八十年代在宽霖和尚任内进行了维修保护。2004年后，对整体古建筑群又一次进行了全面翻修和加固，再现昔日古朴典雅的气概。
（转自《文殊院寺志》文档）
